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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风家训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家风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长期传承和因袭的传统风尚、风气,俗称门风。而家训则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针对后代子弟所长期传承的立言、训导、训词、训诫和家规族规等。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也体现着家教成分,是人们评价一个家庭家族风气的常用词。

    家训的形式可因立训人的身份地位和环境素养的不同而不同,可以一句话、几句格言、文札书信乃至著书成篇;训导内容可以从立身处世、持家治业,到为民立命、精忠报国。千百年来,出于民间群众或是官宦大贾门庭的家训,无论其深与浅,简与繁,都基本体现了学为好人、修身向善的传统道德思想,是承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方面。

    一、家风家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自伏羲“观象于天,观法于地,始作八卦”之后,便为中华文化奠定了特定根基,逐步形成以儒家道德和哲学思想为核心,并融入释、道诸家学说的民族特色文化体系。儒家学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核心和动力源泉,所以非常重视虚中有实的精气神,即人的精神和道德修为,因而也有“中国文化就是修身文化”之说。而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修为,也正是家风家训中所体现的主要方面。所谓传统文化,所谓礼仪之邦,正是家风家训的代代因袭,才有了“生而为人”的家国情怀和传承基础。

    我国古代的儒者、哲人、思想家、教育家、以及有重要建树的人物,诸如孔、孟、程、朱、横渠、四吕、大儒牛蓝川等圣贤以及名臣、显宦、巨贾等,都非常重视家风家训,他们除了著书立论、传播道学之外,还无不为子孙后世立家训、制戒规,或手书成文,或刻石立碑,或刊印成册,或临终遗训,以求子孙洁身自好,延续门风,事业有成,光衍门庭。远者不说,像近代关中大儒牛兆濂就有数十篇《示子弟》《告弟子》《训女》《训儿》等家训、训导,影响后辈几代都是博学知礼的儒者。他的弟子中无论为官为民,还是从教务农,都有这种传统。他的大弟子、被誉为“关学正脉”的王海珊,一生扶困济弱、建校助学、实践乡约、广积善缘,临终家产散尽,只留给子孙一册修身家训,影响子弟中杰出人物层出不穷。有一个韩城弟子高凤临,秉承遗训,回乡办学,清贫操守、弘扬关学,为韩城文化增色添彩。再如韩城党家村、山西的几处晋商大院、汉阴沈氏祠堂以及历代有重要建树的人物宅第内,那些经商之道、为官之道、做人之道等家规家训、格言对联,都充满着传统文化的气息;孝道文化、善行文化、仁义礼智信、抑恶扬善思想在这些地方都得到体现和弘扬。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传承模式和渠道

    包括家风家训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能千百年涓涓不息,从未中断,延续至今,除了这种文化本身的生命力外,其多样的传承模式和渠道是一个重要原因:

    1、书院、学舍:书院学舍是我国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教化场所。春秋时儒学创始人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曾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自此讲学之风代代相因,儒道学者层出不迭。历代学者在不断开办学院继承儒学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并著书立说,形成大量经典,不断充实、丰富,提升了中华传统文化。有的编写通俗国学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女儿经》《千字文》《朱子训》等,通过各类学舍、书院、学馆、学堂开启蒙生教育,普及大众教育,成为延续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主渠道和重要模式。

    2、吕氏乡约:中国历史自秦以后,多在县以下设里的机构,“择其贤民,使为里君”。里君有三人,为里尹、里正、里胥,俗称三老。三老主掌教化,宣讲谕令、推行政事,以儒家道德思想统一和教化民众,这实际就是后来的吕氏乡约前身。北宋时蓝田理学家吕氏四兄弟,在吕大钧主持下,创制出我国历史上首部体系完整、操作性强的成文《乡约》,主旨四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每项之下各有具体规定多条,后附罚式、聚会、主事等。吕氏乡约的最大贡献和突破是把深奥的理学理论变成通俗易解、可以操作的条文;把理学思想从少数学者中普及到广大民众,付诸实施。乡约从关中推广到全国,从北宋延续到民国,成为支撑中国近千年的农村基层自治组织。至今在吕氏乡约的故乡蓝田县还保留着一口明万历年间铸造的乡约钟;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村民口中还常常念叨着乡约,可见其影响之深。

    3、高台教化:过去人们把戏台上唱戏对人民所起的教育感化称为高台教化,实际也泛指所有民间戏曲对人们产生的教育,包括地台表演的皮影、木偶,地摊演唱的道情,寺庙演奏的水会乐,围场演唱的花鼓、秧歌,临时凑班的龟子乐,围灵演唱的孝歌,山坡对唱的山歌,集体劳动的塘匠词调,以及各种说唱的三弦、大鼓曲艺等。这些戏曲形式每种都有多达数百剧目,绝大多数题材都是颂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弘扬忠孝节义,鞭挞奸佞邪恶,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祠堂教育:中国古代的宗族祠堂是集中议处全族重大事情和行使族规的地方,是一处承载特殊意义的教育基地。由于祠堂内设有天地神祖神位,布有族规族训和实施乡约的“立约所”,甚至还设有《记善》《记恶》《和处》《改过》等记录簿,所以也是一个神圣、肃穆、令人心生敬畏的地方,在此实施族规族训,执行乡约具有特殊效果。近年相继上映两部秦文化大型电视剧《白鹿原》和《那年花开月正圆》,都有祠堂的戏,如《白鹿原》中在白鹿村祠堂为维护仁义白鹿村执行乡约处罚,《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在六椽厅祠堂宣示以维护诚信经商的族规族训,都起到很好教育作用。

    5、乡贤作用:中国古代的乡贤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是植根中国家乡的母土文化。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乡村社会建设、风俗教化、里间公益,主要由这部分力量实施。乡贤是古代国家对有作为官员,或者有崇高威望,品学孚众,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社会贤达,在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民间则把在地方享有威望,受到民众拥护的乡绅通称乡贤。乡贤群体组成有归乡官员、文化名人、乡间耆老、乡约、族长、乡饮大宾等,其中乡饮大宾还须上报朝廷批准。当然,最终去世后能入乡贤祠的人是很少的,比如蓝田县“乡贤祠”千多年只有上面提到的“四吕”、牛兆濂及部分为官清正、爱民为民的官员共十多名。这些人,包括被民间誉为乡贤的领袖人物,首先会致力礼教、弘扬道德文化、维护乡里和谐,被民众信服、佩服。比如我的家乡聚仙坊村,古称文化先声,贤士萃集,周围几十里民众若发生纠纷都自愿去该村评理,至今仍流传着“到聚仙坊评理去”的民谣,可见乡贤作用之巨。

    三、新时期继续弘扬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五千年至今的优秀文化,是保证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和灵魂。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责任坚持习近平同志的文化理念,坚定文化自信,以家风家训建设为基点,与时俱进,大力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勇于为优秀传统文化鼓呼正名。多年来,党中央和习近平同志在弘扬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作了一系列决定和指示,习近平同志更以个人形象为全体国人做了榜样。但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是,如果以改革开放前后为界,七十年代以前的人由于长期经历“破旧”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影响,至今还没有把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信”,甚至非常优秀的富、孝、善等字眼从封建反动的阴影下彻底剥离出来,因而做工作心有余悸,存在走着看的心理。而七十年代以后的人,又基本没有经历传统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特别是“一孩化”后的独生子女群,接受了更多的非传统文化影响,以我为中心的优越感较强,而社会责任感普遍缺失。所以各级党委政府的宣传文化部门和各级学界人士,要以坚定明确的态度,理直气壮,坚定文化自信,阐明民族之魂在民族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消除思想障碍,积极完成所承载的任务。

    2、与时俱进,推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继承传统文化不是复古,事实上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不断的创新发展过程。尤其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产形态均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期,传统文化的传承更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比如近年来备受全国各界关注的蓝田吕氏乡约,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新的结晶,意义重大。但也不可否认这个千年前的乡约文本和组织形式在今天已经有许多不适应。然而吕氏乡约的要义精髓,以及在那个时期的作用和对当前的积极意义永远也不过时,这就有个传承和创新发展的问题。蓝田县在大力宣传吕氏乡约原本的同时,编写出吕氏乡约精编本和蓝田新乡约,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这种创新既继承了传统乡约的精神和精华,也在原基础上有了新的丰富发展。同样,这种创新发展在推进家风家训建设等方面,亦可借鉴。

    3、多管齐下,抓好基础教育。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成人中进行国学经典培训和国学常识普及教育,弥补几十年来已中断的传统国学教育缺憾,增强传统文化意识。二是抓好儿童教育,编写通俗简明读物,作为中小学生必读教材。支持引导创办民间国学教育机构,推广历史上蒙生教育的《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优秀读物;普及儿童知礼、知义、知史、爱国、爱家、知孝、知善教育,在学校坚持行师礼、问师好做法,确立师道尊严。

    4、推进村民委员会践行传统文化主阵地建设。旧时中国农村基层管理主要是包括乡约在内的宗族自治管理,宗族族长往往也是乡约的约长,在推行乡约、执行族规族训、开展文化活动中具有一定权威。现在这种情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就必须依靠村民委员会的作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是村民自治组织,具有调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宣传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制定村规民约等作用。这就赋予了村民委员的历史上基层自治组织功能,有权在现行法律法规允许情况下,制定村规民约,推行新乡约,倡导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创办诸如“道德大讲堂”“村情村史馆”,编纂村史、村志等,弘扬传统道德文化,推进文化建设。

    5、发挥新乡贤作用。乡贤是地区群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领袖,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应该按照时代要求,重视新乡贤队伍建设。通过新乡贤在基层群众中的威望和根脉基础,深入群众,践行创新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其作用明显,意义重大。新乡贤人选标准也要与时代同步,具有创新精神和服务大众意识,遵法爱国、德高望重、建树突出、群众信服,并具有较强的文化素养和优秀传统道德观念。凡遵纪守法,自律自洁的成功人士并热爱文化事业,愿意为群众服务者可重点考虑,而且要做到群众推荐,并由政府聘任之。


    文章来源:https://cixiao.cn/newsinfo/16877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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